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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马家俊:我与文学院(三)
更新时间:2017-04-01 10:36:21
马家俊
三、更上一层楼
  1956年刚过元旦,还没有放假,学校要我去教务处,在贾则复教务长监督下考试。原来,北京师范大学办了苏联文学进修班,要教过俄罗斯苏联文学的讲师以上人员去进修。高斌因为肃反运动中受审查,所以系主任高元白推荐我,但是规定:凡不合标准者都必须接受考试。到二月底开学,我接到北师大中文系的入学通知,考试合格,于是去北京学习了两年半到结业。这中间,只回西安一次,其余时间都是在进修班读书。1956年5月,北师大中文系(包括我们苏联文学进修班全体)欢送几位老师支援兄弟院校,其中有朱宝昌支援西安师院,冯成林、黎风支援由陕西师专升格的陕西师范学院。我1953年春来北师大教育见习时,见过冯、黎二位。
  师从两位苏联专家学习的这两年半,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期,它增强了我的理论水平,丰富了我的知识库存,提高了我的业务能力。但我不忘西安师院中文系,不时向系主任高元白老师汇报,与张富昕先生用拉丁化新文字通信。1957年北师大出版了我参加主编的《十九世纪俄罗斯与苏维埃文学参考资料》,我寄给了系上和张富昕各一本。另外,我写了《苏联专家如何指导我们学习苏联文学》发表在1957年4月2日的《西安师院报》上。翻译的苏联诗歌发表在《延河》文学月刊上。家属先后来信说:五七年反右后,定了朱宝昌、高斌、李武胜为右派分子,朱、高由副教授降为讲师,李处理回长安县;由教育部调来的副书记、副校长郭琦,很能干,有威信;中文系建立了党总支,丁淑元任书记兼系副主任。彭超任副书记;毕业留校在系上当助教的有五六级的习曼君、五七级的苏成全、裴让、张登第等等。丁淑元给我来信,鼓励我好好学习,回来努力工作。我自认以后工作可以上一层楼了。
  1958年8月底我在完成北师大集体编的三卷本《俄罗斯苏联文学讲义》后,比别人迟了一个多月离开北京。回到西安后,得知中文系又增添了五八级毕业留校的史民周等八名新助教。秋天开学了,系上让我上四年级(刘建国、畅广元那个班)的俄罗斯苏联文学课。但上课是次要的,主要是组织上派我参加学术批判运动,我奉命写过批评傅子东教授的《语法理论》、刁汝钧教授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、霍松林讲师的《文艺学概论》的文章。我扪心自问,我是尊重这些老师的,文章中总是以先生相称,内容是学术讨论和商榷的,是摆事实讲道理的,不像有的文章直呼其名、乱扣帽子;后来,我和这些老师的关系仍然融洽。但是,毕竟给这些先生造成了压力。
  1959年初,学校派我参加红色山歌搜集和调查工作,由系秘书刘学林带队,习曼君、我与100名二年级(六一级)同学去镇巴、西乡等陕南老根据地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唱歌,工作三个多月。之后,对万首山歌选出203首,1960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陕南红色山歌》一书。领导又让我写了《谈陕南老根据地的红色歌谣》,这篇一万五千多字的论文发表在1959年第四期《人文杂志》上。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长文。
  西安师院的生物系与化学系在1956年迁入陕西师范专科学校,该校升格为本科,称作陕西师范学院,坐落在翠华路东侧大雁塔小学以南到兰州军区干休所以北,即现在的陕西师大附中、交大财院,西安财院,国防工办四家所占的地方。1960年夏,陕西师院(北院)和西安师院(南院)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,刘泽如为书记兼校长,郭琦为副书记兼副校长(全面主管工作),加北院的原政庭为副校长,文普华为副书记(李绵调去当省高教局长)。陕西师大是文革前继北师大、东北师大、华东师大后的第四个称作大学的师范院校。其他师大都是文革中或文革后纷纷改大的。5月7日,在南院大操场开陕西师大成立大会,省委文教书记赵守一致辞,宣布领导名单。会上发散5月6日《陕西师大报》的创刊号,那上面发表了我的《江城子》一词以祝贺。合并后的中文系迁到北院(现在的附中所处),党总支书记是丁淑元,副书记是彭超,加北院的钱振毅,系主任是高元白,副系主任是丁淑元、刁汝钧加上北院的冯成林、王守民。中文系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系,教师有200多人,学生1600多人,当年就毕业了本专科学生600多。这年领导上又组织“文艺战线社”,批评所谓“修正主义文艺思想”,让我参加集体写文章。接着让我参加《文艺理论》新教材的编写。这本教材,用黑色再生纸印出。不过,到冬天,“三年困难时期”来临了,粮食不够吃,学生食堂吃瓜菜代,中文系在北院大操场分得一块地开垦种萝卜,1961年秋天,每人发两大筐萝卜。从1961年开始,改变大跃进时的三三制(劳动、上课、社会实践各占三分之一),以课堂教学为主,加强“三基”(基本理论、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),提出“三词六字”纲领(阅、读;说、讲;写、作)。在“阅读”方面,我们外国文学教研室提出了60本名著的目录给系上,以供编印。中文系在人员上大调整,撤销资料室,图书全交校图书馆,调出去上百的教师和干部。我们外国文学教研室,最多时14人,到“文革”初,只剩四人了。1962年,中文系和师大附中互换,迁回了南院(现在校医院所在楼)。陕西师大的北院划归其他单位,就只剩南院,即现在的雁塔校区了。
  尽管我被调来调去参加其他活动,但我还是热爱自己的专业的,不过我只能抽空研究和写作。在1958到1961年之间我编写了《俄罗斯苏联文学》(上、下)、《俄国文学史略》和《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选》三种铅印讲义,发表了一些文章。1963年,在我当了十年助教之后,晋升为讲师。但是,我还是不能将精力全部放在我的俄罗斯文学专业上。由于中苏关系紧张,系上从爱护我的角度,通知我不要再订阅苏联的《文学报》和《文学教学》杂志,不要再和苏联老师通信。课程计划改变,俄罗斯苏联文学合并进欧美文学。1964年,鉴于学生人数多,要小班上课。于是,系上让我给三年级(六五级甲乙两班)讲《古代到十八世纪西欧文学》课(丙丁班由周骏章教授讲)。1965年,外国文学课全部取消,外国文学、文艺理论、现代文学三组合并为“文学评论”教研室,实际是在课堂上批判一些电影、戏剧与小说。同时系上又组织“师锋”写作组,去集体写批判此类所谓“修正主义文艺”的文章。这些都让我参加。要写评论,先得要理论挂帅,于是,让我给一年级(六九级三班)上文艺理论课(其他两班是文艺理论教师寇效信、刘建国上课),所谓课程,其内容具体就是专门以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为教材,讲一个学年(因六九级学生下乡去搞“社教”而只上了一个学期),我们只好努力去完成任务。
  在1964年出席陕西省理论工作会议和带学生去户县搞了三个多月的“四清运动”之后,社会上气氛日益紧张,1965年批判《海瑞罢官》和“让步政策”的势头凶猛。1966年初,学校组织去陕南老根据地调查让步政策,于是派我们四名教师,20名二年级(六八级)学生,去镇巴与四川交界的山区,调查了两三个月,我们在汉中大学刻印了一大本《坪落调查》,回到学校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一切都不了了之了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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