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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马家俊:我与文学院(四)
更新时间:2017-04-01 10:40:27
马家俊

四、蹉跎岁月的文革十年

    1966年6月2日,中文系四年级(六六级)学生对党委贴出大字报,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式爆发。党委、系党总支的领导多数成了“黑帮(走资派)”(只有王守民还算革命教师,后来被造反派“结合”进“革委会”的系分会);老教师全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(只有周骏章和陈楚桥二人幸免),关进“牛棚”(高斌夜里逃到烈士陵园自缢)。我还算好,忝列革命教师之中,趁机也“大串连”免费去了北京、上海等地游历一番。因为我是在课堂上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,所以免了一难。而我在北师大进修时的同学,他们因为教外国文学,“宣传封资修”,被批判,有的被武斗,给赶出学校,有的被打成“苏修特务”,有的被逼自杀。
  文革爆发后,陕西师大和中文系里,都出现所谓的“文革筹委会”和“文革临委会”,双方比赛斗争领导和教师,之后两派互相打派仗。保守派文革临委会垮台后,“一月风暴”中,造反派筹委会改为“革命委员会”,正副主任(相当正副校长)都是中文系的学生。革委会中文系分会也是学生任正副主任(相当正副系主任)。这时中文系的造反派又分成了“冲霄汉”和“追穷寇”两派,学校里也是分成“革委会”派和分裂出来的“井冈山”派,都是斗来斗去。文革头两三年,几乎天天开会。我以为大家都疯了,所以不参加任何派,当逍遥派,读了许多书。人说: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,阶级斗争无处不有。我想宇宙上总没有吧,于是研究天文学,仰望星空,读中外天文学史。三年大小会不发言。中文系的老师被斗争的过了多半。孰料到1968年夏初,我这个逍遥派被认为是反对派的幕后军师,给我挂上“井冈山分子”的牌子游街,晚上拉到无人处,刑讯逼供,我交代不出“井冈山”的内幕,美美地挨了一顿打。打我的是“革委会”组织的外系学生。他们同一派的中文系学生,却在斗殴中把我抢救出来——名义是把我“红卫兵兵管”了,实际是在同学宿舍保护了一个星期。1968年冬,工宣队进校,这才稳住了乱批乱斗局面,拆了牛棚,被抓的领导和教师都回家住。我被组织进“毛泽东文艺宣传队”去演学生写的三无(无主题、无形象、无情节)的话剧《直罗镇》。为了修改剧本,派我们五个人,去甘肃、宁夏和陕北各地采访,之后,住在泾阳县社树村修改。突然林彪紧急一号命令,全校被赶到永寿县山沟里“战备疏散”,修改剧本的事就夭折了。疏散中,中文系师生徒步拉练到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地方,窝在上邑村的窑洞里,米面蔬菜全从西安不停地运去,井深数十丈,大家成天打水弄吃的。苦的是双职工。我的家属因为没有工作,没有资格随学校疏散,免了吃苦。1970年初,打击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,工宣队领导又把当初造反派的一些人抓成反革命,加以批斗。鉴于永寿生活太苦,校部迁回西安,各系最后一级学生(六九级)统统毕业分配光,但是为了“巩固战备疏散成果”,中文系必须迁到泾阳县船头村。工宣队让彭超、乔峰和我打前阵,先去“号”农村的住房,然后全系前去。这时分为三批人:一、被审查和搞专案的;二、在船头村农场劳动的(占全系教师的大多数人,其中陈楚桥副教授、张富昕讲师过泾河去镇子时被溺身亡,陈的尸首一直没找到);三、抽到县城里办师训班的。校系让我先后在泾阳、凤翔、宝鸡、周至给地方上办的师资培训班上课,短的三个月,长的八九个月。在师训班,让我讲各种文学课,在凤翔师训班连天文学也替地理系的老师讲了,就是没有讲过外国文学(不过,毛泽东主席让全国唱《国际歌》,为此,我讲过一次《国际歌》,就算讲了一节外国文学课吧)。
  “九·一三”林彪折戟沉沙后,中文系回到学校,这时改名叫中文大队,恢复党组织,工宣队长任总支书记、新来的刘振声任大队政委,恢复工作的丁淑元任大队长。一年后,撤销大队,还是叫中文系,工宣队撤走,刘调走,学校任命原副校长、党委副书记郭琦当中文系总支书记。不久又调走。这时西北政法学院合并进师大,政法的张效友任党总支书记,丁淑元任系主任、王守民任副主任。1982年开始招收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。系上分写作教研室、古典文学教研室、汉语教研室、革命文艺教研室(原来文艺理论、中国现代文学、外国文学三家合并)。系上给学员开设古文、写作、毛主席诗词、鲁迅作品选讲。但是毛主席诗词一课现代文学教师以已经上《鲁迅作品》课了而不再接受,于是交古典文学教研室。古典文学教研室给七二级(文革后以入学年份称呼)三个班只能派出两位教师,于是系上以我能写点诗词为由,让我承担一个班的毛主席诗词课。在我讲了一学期毛主席诗词后,学员上大学、管大学、改造大学,课堂教学不再为主,教师不再起主导作用,而以下厂下乡、开门办学为主要形式,集体互教互学。于是,我被不断派出,与学员们在社会实践中去向劳动群众学习:第三次去镇巴深山宣讲“1号文件”,去灞桥电厂、国棉三、四、五厂、水泥制品厂编儒法斗争史,去兴平县秦岭公司编儒法文艺思想斗争史,去华县搞农业学大寨、整顿软散懒大队领导班子,去高陵县编写革命故事,去礼泉县写烽火大队的村史。总之,从1973年到1977年,不停点地外出,少则三个月,多则半年。我把俄文忘光了,外国文学没有再读和教。恢复了的省作家协会发给我一套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,我就读它。
       1973年我在周至农场下放劳动,忽然副主任王守民通知我:哈尔滨师范学院召开东北地区高校《外国文学史》初稿研讨会,邀请我去提意见。于是,我参加了这个会,接着还参加了大连辽宁师范学院召开的《马列文论选讲》教材研讨会;同时,奉命走访了辽、吉、黑、天津、北京、保定的十余所大学,了解他们教改的情况。有的中文系赠他们的教材和资料,我的一些老同学也送给我一些书籍。回到西安,我把已经陆续寄回来的一百多本书,全交给了系上新建立的资料室。还向系上汇报道:已约好了下次大庆马列文论会我系文艺理论组派人出席的事。这次接触外国文学专业是短暂的。我仍然与工农兵学员去下厂下乡,开门办学,蹉跎着岁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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